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

摘要: 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

09-09 10:23 首页 巴州团委


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录(一)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学习时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

四十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社员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

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京动身,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个,其中四个女知青,十一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四十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条路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可见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

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九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六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

采访组:

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的社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

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农活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拉话(延川方言,聊天),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

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

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

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

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年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实在的了解。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在干农活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请教的。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

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

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也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像这么苦的活儿,干两三个小时,大家就累得干不动了。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坐着休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一起摔跤的机会就没有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至少都会干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组:

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

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

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

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从农村来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的一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通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

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所以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办事有条理的人担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帮忙,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未完待续)



首页 - 巴州团委 的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