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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最亲近的人讲述“我们仨”的故事

2017-12-28 15:05

原标题:听最亲近的人讲述“我们仨”的故事

2000年9月,田奕和杨先生在一起

1990年秋,钱、杨二位先生看望社科院计算机室工作人员。左二为栾贵明,右一为田奕。

  ■ 朱莉 邱海黎

  晚春时节,午后,天蓝云白,阳光熠熠,我们如约到北京房山区长阳镇扫叶文化公司见两位老师,栾贵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77岁,在文学所38年,跟随钱锺书先生34年半;田奕,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54岁,做杨绛先生助手多年。扫叶公司门外没有牌子,这个安安静静的院落好像是藏在干干净净、花开满街的长阳镇里。栾老师和田老师——钱先生和杨先生身边最亲近的人,给我们讲起“我们仨”的故事,讲起与两位先生的相遇相识……

  杨先生说“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但杨先生没有逃避

  问:1997年钱瑗去世,一年后,钱先生也走了。杨先生说“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但看了杨先生后来的文字,觉得她没有逃避,除了给钱先生整理文稿,她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状态?

  田奕:亲人去世总是悲痛的,但杨先生没有一直沉浸在悲痛中。那时她已经是快90岁的老人了,但每天仍坚持多走路,饮食上也不凑合,生活不潦草。她多次跟我说,明天也许我就是一个倒下去的人。她有这个准备,但还是要工作,最后的20年,她不仅整理了钱先生的数十部遗著,还翻译了《裴多》,撰写《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洗澡之后》等,她的《杨绛文集》也一再扩充。

  问:为什么杨先生先翻译《斐多》?

  田奕:杨先生说,钱先生给她算过命,说“我走了一年,你也得走。”而钱先生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斐多》的翻译。钱先生和她在清华曾经看过英文的柏拉图谈话录,钱先生认为这样一部好的哲学著作,却没有好的中译本。杨先生为翻译《斐多》,可谓呕心沥血。有一回去杨先生家,保姆说,奶奶为想一个词想了两天了,杨先生接过话,想了三天了。她翻完以后,大哭了一场,释然了。2000年,杨先生的《斐多》分别在辽宁和香港以简繁两种字体发行,杨先生没有被悲痛压倒,她好好地生活着。

  栾贵明:杨先生才华无限。按照惯例,翻译《斐多》,杨先生也不看他人译本,这种翻译是最难的。她在《斐多》译后记中说,“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有戏剧性的对话译成如实的对话。”她确实用直白、平实的语言把深奥的哲学思想翻出来了。

  问:《我们仨》的创作过程有多长?

  田奕:两个月,一气呵成。她之前已经想了很久了。有一天,杨先生笑着跟我说,“田奕,我终于找到一个技巧,怎么写《我们仨》的开头。”她那么高龄了,字迹非常清楚。我只是录入、校对,并没有整理加工,钱先生也不加工杨先生写的东西。

  问:《洗澡之后》的创作缘由?

  田奕:她害怕别人给她续《洗澡》。《洗澡》出版时和原稿的结局不一样。我后来想了想,其实杨先生100多岁写的《洗澡之后》的结局,就是她《洗澡》原稿的结局——给了主人公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她说,“我自己先把它完成了吧。”

  两位先生对人生持“悲观”态度,但在生活里是乐观的

  问:都说钱先生和杨先生是一对神仙眷侣,在生活中他们谁更“厉害”一些?

  田奕:钱先生永远是宠杨先生的,而杨先生从不生钱先生的气。有一回,钱先生和杨先生一起到计算机室看我们,他们手拉着手,一起进屋。他们怎么那么般配啊,钱先生不高,杨先生比一般女人矮呢,但两位先生自带气场。

  栾贵明:钱瑗去干校探亲,先去看妈妈,然后和妈妈一起看钱先生。在大宿舍里,钱瑗和妈妈坐在钱先生的床上,钱先生搬个小凳坐在她们对面,他们声音轻轻的,有说有笑。就像杨先生说的,“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要说谁更厉害一些,我觉得钱先生厉害。

  田奕:是杨先生太爱钱先生。我第一次见钱先生,栾老师问我,你对钱先生什么印象?我说,一手太软,二皮鞋太漂亮了。后来跟杨先生熟了,说到这事,杨先生说,啥也不干,手肯定软。其实钱先生也和蔼,有人说钱先生狂,跟别人吵架,其实那都是学术上的,他对晚辈从不使用批评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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