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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春娇与志明还是撒娇与智障

2018-01-06 14:54

《春娇与志明》海报

  以无厘头精神创作的史诗电影,加之以港人优越论创作的当代题材电影,或许将会成为香港电影人在内地影坛退潮失宠的两道致命伤

  本刊特约撰稿/朱靖江

  周末去影院看彭浩翔(微博)导演的新片《春娇与志明》,为了尊重电影的本来面貌,特意挑了一场粤语原声的版本。坐在我前后的十几名观影者大都是年轻的白领和学生,看起来对这位香港的“怪鸡导演”及其前作《志明与春娇》都很熟悉,开场之后,男女主人公在香港的几场铺垫与闪回段落,得到了这些观众会心的笑声。

  随着志明与春娇先后北上北京,开始在新欢和旧爱之间来回游走,越来越的剧情逐渐令观众不知所措。杨幂(微博)扮演的美女空姐非要苦恋着远谈不上“高帅富”的志明,徐峥(微博)扮演的多金商人注定深情爱慕着一脸苦大仇深的春娇,全不在意这两个香港的老相好一直背着他们谈情做爱,直到清盘的时候还聚散两依依。这种无缘无故、无怨无悔的纯情,依照世故些的理解,莫非就是“钱多,人傻,速来”的小广告?更有甚者,在《春娇与志明》中,另有一个早在《志明与春娇》时期就惨被台湾商人退货的香港“凤姐”,居然仅靠触摸一根手指,翻动几下眼皮,便一举征服了黄晓明(微博)扮演的北京傻帽帅哥。这些奇葩式的港人意淫以文艺电影的英姿呈现在银幕之上,不断挑战着观影者的心理底线。惯性的赞美与本能的抗拒几经交战,最终在不少人脸上杂合成一种讪笑的表情。有人在座椅上小声地嘀咕:“这哪儿是春娇与志明,分明是撒娇与智障嘛……”

  彭浩翔在《春娇与志明》中描绘的这幅在内地人看来荒诞不经的“香港人在北京”图景,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华语电影的两翼——香港与内地电影业者,经过十多年艰难磨合之后,依然未能真正翻越文化的藩篱。而在价值观念与创作实践上,也始终维持着一种貌合神离、甚至渐行渐远的冷漠姿态。

  香港电影人十多年前大举北上,正逢中国内地电影产业转型变阵的迷茫时期,港人以半个世纪商业运作之经验,迅速成为中国电影产业重要的“引路人”与受益者。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为两地电影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多数北上发展的香港电影业者都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从业空间。香港演员自不必说,内地粉丝基数之庞大,举止之痴狂,都远非香港影迷所能比拟,导演们也在权衡自由创作与审查体制的利弊之后,纷纷加入到香港与内地合拍电影的战团之中,尤其以武侠、功夫、动作、神怪等传统的强项类型片逐鹿中原。一方面,香港影人为中国电影的商业化和产业化提供了从制片模式到创作技巧的多重贡献,另一方面,近十年来迅猛增长的内地电影市场也为香港业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票房奇迹。

  从周星驰自导自演的《功夫》到叶伟信(微博)执导的《叶问》,再到陈嘉上(微博)之《画皮》与徐克之《龙门飞甲》,十年之间,以香港主创人员为基本班底的影片占据了内地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如果考虑到真正拥有票房号召力的内地导演不过张艺谋、陈凯歌(微博)、冯小刚(微博)等三五子,而香港的金牌导演却足可组成一个加强排,那么当代中国商业电影在创作领域的重心向何处倾斜,便清晰可见了。

  两地电影人经历过一段相敬如宾的蜜月期。《英雄》《夜宴》《无极》等内地导演主持的商业大片都以香港演员和技术班底为依托,香港导演也多在其电影项目中为内地演员设计角色,以期赢得更为广泛的影迷支持。然而,中国电影业在极速狂飙的发展过程中,也日益凸显出两地电影文化理念与创作方法上的明显差异。特别是当面对历史和国家层面的电影主题时,香港电影人往往难以突破江湖传统与边缘文化的格局,以小我私情取代国族大义,将市井小调等同于黄钟大吕,因此淡薄寡味,不登大雅。譬如吴宇森执导的《赤壁》,便生生将一场震古烁今的三国大战消解为帮派级别的抢女人、争地盘;而李仁港执导的《鸿门宴》和麦兆辉、庄文强(微博)合作的《关云长》都令人在一番热望之后,因其荒唐的剧情、幼稚的史观以及倒错的人物情感而跌破眼镜。从某种意义上说,港人制造的史诗电影,颇似好莱坞流行的搞笑戏仿片,只是把赝品当成真迹拍卖,还要摆出读经诵典的做派,难免让读过几天中学历史课本的内地观众无法承受。这种人文境界的落差,削弱了香港电影人在内地文化舆论中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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